金融界网站1月27日讯 由北京国际金融博览会组委会主办的“2017中国金融年度论坛”于2018年1月25-27日在北京展览馆报告厅举行。北京京华金融研究院院长谢太峰参加本次论坛，并从宏观经济的角度为大会作主题演讲。

图为：北京京华金融研究院院长谢太峰

　　谢太峰表示，2017年中国GDP同比增长6.9％，超过82万亿，CPI同比增长1.6％，比2016年下降0.4％。6.9％的增速是在进行供给侧结构改革，“三去一降一补”大环境下，取得这样的成绩来之不易。从2017年的经济数据可以看出，L的数已经到底，走出“竖勾”型，2017年是6.9％的增速，2016年是6.7％。尽管未来中国经济增长还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最起码2017年经济启稳慢慢回升，我们希望走出V型，即使走不出来，最起码我们的经济有回升的迹象。

　　2016年CPI2％，2017年是1.6％，这意味着一升一降，一增一减，升的是GDP的增速，比去年增加了0.2％。而我们的CPI又降了0.4％，所以我们说2017年实现了预期目标，成绩取得来之不易。这是从数据来看，如果我们的经济增长是高质量的增长是没问题的。但问题在于6.9％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否有水分？自从辽宁以后，内蒙、天津滨海新区都自曝家底，自揭短处，水分的问题被暴露出来是我们的经济增长质量可以说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比较低的。比如说全要素生产率，还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劳动生产率还不到美国的10％。因为我是临时改变的题目，临时搜集了一个数据，这个数据可以说明我们的经济增长质量还是不高的。中国的劳动生产率虽然增长比较快，2000年的时候是2023美元，目前升到8200多美元，但美国的劳动生活率在2000年的时候达到8.1万美元，2017年已经突破了10万美元大关，所以中国目前的劳动生产率还不到美国的10％。前几年我看到网上一个数据，四川省所有企业利润加起来还不如一个苹果公司。这就说明中国的经济增长质量可能还存在很多的问题。

　　中国经济下滑的时候，很多人对增长表示了担忧。因为我们的经济不是效益性经济，而是规模性经济和速度性经济，经济质量的缺陷必须靠速度弥补，所以我们必须保持比较高的增长速度，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深层次的矛盾才可能被掩盖起来。一旦速度下降，比如财政收入问题，政府债务问题，就业问题甚至包括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问题都会暴露出来。从就业方面看，每年光新增的大学毕业生都有700多万，如果没有高的经济发展速度，怎么吸纳每年新增的劳动力？如果经济增长不能保持比较高的发展速度，财政收入马上就要下降，政府的债务问题可能就要凸显。如果经济持续下滑，银行的不良资产可能会增多。我们不是效益型经济，不是质量型经济，必须靠比较高的发展速度来弥补。如大海涨潮，一切险滩和暗礁都被掩盖起来。一旦落潮后，很明显这些险礁，暗滩都暴露出来，一旦经济增速放缓各种风险会加速暴露。所以中国和国外的情况不一样，现在提出从速度型向质量型发展，但这必须有一个转化过程，所以在过程中中国经济必须保持比较高的发展速度。

　　中国经济总量已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增长速度也是比较高的。中国经济目前深层次的问题不再是规模问题、速度问题，而是结构问题。结构性问题不解决，就会从长远制约我国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所以中国的经济深层次问题是结构性问题。结构性问题有很多，现在进行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对的。“三去三降一补”也是正确的，但不全面。供给侧改革，光从供给侧来进行结构性改革是有局限的。

　　谢太峰认为目前宏观经济存在三大需求：投资、消费、出口结构不合理，三大需求内部的结构也不合理。谢太峰认为，美国私人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占GDP的69％。中国居民消费+政府购买才占58.8％，居民消费、企业投资、政府购买、进出口这四部分加起来就是GDP。美国单是居民消费就达到69％。依靠消费拉动经济的路还很长。假如把老百姓的消费需求调动起来，能够消化多少产能。通过需求侧的改革，把鞋子做大，而不是单纯、被动地从供给侧压产能。把老百姓的需求调动起来后，可以消化掉很多产能。

　　比如去产能，到底哪些产能过剩？现在可以看一下，中国还有没有不过剩的产业？如果要去产能，是不是所有的行业都存在去产能的问题？我们不但钢铁过剩、水泥过剩，吃的、穿的、用的哪一样不过剩？哪一样不是供过于求，除了资源性的产品需要进口，特别是今年为了解决雾霾问题，煤改气，天然气供不应求，此外我们的消费领域哪一样不过剩？如果要去产能，是否都要去产能？我觉得去产能是削足适履式的改革，没有想把鞋做大，而是把脚砍掉。

　　鞋子怎么做大？从需求方面着眼。结构存在问题，首先是需求结构不合理。比如三大需求：过去我们长期过分依靠投资和出口来拉动经济，这在短缺经济时期是可以的，在短缺经济时期，必须靠投资拉动，不可能靠消费拉动。而在过剩经济的条件下，不能主要靠投资拉动。中国2014年之前，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大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014年开始，连续几年消费才成为拉动经济的第一大动力。特别是2016年，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上升到64.4％，投资的比重下降了42.2％。因为出口在2016年、2015年都是负增长。而2015年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负2.5％。2017年按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变成正数，而消费下降，从2016年的64.4％的贡献率下降到2017年的58.8％。投资下降了32.1％。三者加起来正好是百分之百。这就是说中国经济过去长期靠投资拉动，现在到过剩经济时期必须靠消费拉动。尽管2017年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还有58.8％，跟真正的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比较低的。美国私人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占GDP的69％。中国居民消费+政府购买才占58.8％，居民消费、企业投资、政府购买、进出口这四部分加起来就是GDP。美国单是居民消费就达到69％。依靠消费拉动经济的路还很长。假如把老百姓的消费需求调动起来，能够消化多少产能。通过需求侧的改革，把鞋子做大，而不是单纯、被动地从供给侧压产能。把老百姓的需求调动起来后，可以消化掉很多产能。

　　下面看一下货币供应总量167万亿，但M1才54万亿。这说明我们有113万亿货币是不流通的，不是现实需求，而是潜在需求。如果把113万亿中的一半转化为M1，市场需求会扩大一倍以上。需求的潜力很大，光从供给侧改革，我认为太片面，应该想办法把鞋子做大，需求做大。

　　而三大需求内部的结构我认为也不太合理。中国的投资中，房地产投资占的比重太大。发达国家一般是5％左右，中国占到20％左右。这样的结果使得中国的经济趋向于房地产化。特别是过去过分把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对此谢太峰一直反对。房地产拉动50多个产业，但可以看一下房地产拉动的产业链结构是否都是低端，高能耗、高污染的，像钢铁、水泥、建材等等。所以以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大量的资金投入房地产，尽管可以维持经济的增长，但经济结构永远是低端化的。所以投资结构里，投资需求中，房地产投资占的比重太大，从消费需求来看，政府的购买占的比重比较大，美国的居民消费占到69％，而中国的居民消费2016年才占到37％。这就说明消费需求中，政府占的比重太大了。

　　三公消费尽管压缩下来了，但没有转移到老百姓消费上去，现在各单位都不敢花钱，这笔钱存到银行。不能转化为现实的购买力和需求。谢太峰认为从消费来说，政府消费占的比重应该压下来。把居民消费加上去。

　　外商占比很重，然而，人口红利现在正在消退，外资利用我们的低价劳动力和资源，在我们这儿赚得盆满钵满。一旦劳动力成本上升后，他们就要走，留下来的是永远富不起来的产业工人。如果把人口红利作为我们的长处和优点，作为骄傲的资本是很不应该的。所以我们说三大需求，这个结构是不合理的。

　　产业结构不合理。

　　经济学界往往用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衡量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是否合理，即第三产业占的比重作为一个衡量指标。认为第三产业占的比重越高，产业结构越高级，越合理。这个指标对中国不适用。不应该片面强调发展第三产业，最不受重视的就是农业，农业中最不受重视的就是种植业。农民种地不赚钱，卖种子、卖化肥、卖农药的都赚钱，后面搞粮食加工、搞餐饮的都赚钱，唯独农民不赚钱。第二产业中，低端制造业太多，高端制造业太少，所以我们提出中国制造2025，向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第三产业，我觉得不应该片面强调，哪些国家的产业结构最合理？毫无疑问，香港地区、新加坡甚至像巴林、马尔代夫这些国家，没有什么制造业、制造产业甚至也没什么农业。马尔代夫就是一个小岛，如果用这个指标去衡量产业结构高级化，毫无疑问他比我们的产业结构高级得多。作为一个大国不应该受这个指标限制，仍然以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以实体经济作为着眼点。必须在发展第一、第二产业的基础上发展第三产业。第三产业不要片面强调金融业，我是搞金融的，也教金融，干金融，谢太峰认为现在中国存在金融供给过剩的问题。现在片面发展金融，中国提出不同层次的金融中心城市有20多个，金融也存在发展过度，也存在去产能的问题。